“文革”中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与裂痕(下)

文/张聿温

林彪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毛泽东感到腹背受敌对中国不利，便考虑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他首先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四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

老帅们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帅们的建议，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两项决策：一是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促成了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二是利用尼克松刚刚上台的时机，先是在天安门上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后又开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访华，希望尽快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对于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见。他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对抗到底。

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此后不久，有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第一件是林彪先斩后奏，向全军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第一号令”曾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多年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第一号令”的发布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上述说法未免失之偏颇。

除开“第一号令”之外，“缔造”与“指挥”之争也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有人对两种提法发生了激烈争论。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另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刊出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南巡中，多次提到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他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忙无比，连连摆手推辞

党的九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人大的问题。1970年3月6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组长是康生，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纪登奎、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只搞三十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罢工写进宪法。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情况，叶群立即报告了林彪。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当然的统帅！”林彪继续说：“我们是个大党大国，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设国家主席能行吗？设国家主席名正言顺嘛！世界各国宪法都是有元首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元首？毛主席是我们当然的国家主席，为什么我国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呢？”叶群把林彪的原话，传达给参加宪法修改小组的吴法宪、李作鹏，交代他们：“林彪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可不能松口啊！”

4月11日，林彪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他的秘书是这样记录的：“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公开发表声明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仅担负繁重的迎来送往的外交礼仪这一项，以毛泽东的年龄、体力、精力就吃不消。林彪的意见，显然没有从毛泽东这边出发。

4月12日，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和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决定。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但林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他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儿，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关于林彪极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动机，叶群后来在同吴法宪谈话时，一语捅破了窗户纸。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从1970年3月到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毛泽东关于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提出较早。1954年，他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锻炼相对年轻的同志。九大期间，毛泽东曾经制造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在推举大会主席时，毛泽东撇开事先的安排，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更新的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乱无比，连连摆手推辞。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在林彪心中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

林彪对权力的追求是很强烈的。打倒刘少奇，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整倒了一度取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并逐渐把权力集中到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手里。他并不是不想当接班人，他只是不愿意当“傀儡”“摆设”罢了。最令他忧虑、令他感到威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张春桥。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但他同刘少奇不同，始终没有被彻底打倒。林彪也想彻底打倒邓小平，在1966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逼邓小平当场交权。就接班人而言，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除刘少奇外，邓小平是林彪的最大威胁。邓小平是总书记，有战功，年龄仅比林彪大3岁，身体却比林彪好得多。并且自八大以来一直在一线工作，10年间威望、影响自然不可低估。

但相比之下，对林彪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是张春桥。

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林立果对人说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毛泽东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泽东说，你看小张（即张春桥）怎么样？当时林彪一听此话，什么也没说，调头就走。

张春桥比林彪年轻10岁，正红得发紫，是名副其实的“少壮派”。毛泽东既然瞩意于他，显然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十分不利。

张春桥深得毛泽东赏识。即使有人反映张春桥有历史问题，是叛徒，毛泽东也未在意，甚至予以保护。林彪也掌握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林彪、叶群把林立果悄悄带上山，林立果让上海的亲信带上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准备在会上把张春桥揪出来。后来由于风云突变，林彪见时机不成熟，这才暂时作罢。

林彪还不能不把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同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作比较，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如刘少奇。刘少奇还做了国家主席，当过国家元首，并且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决意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干，也打定主意不让林彪干，林彪很可能戴着个“接班人”的高帽子永远接不了班，一“副”到底。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日益增多，林彪担心毛泽东更换接班人；另一个是林彪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怕“熬”不过毛泽东。叶群曾经说过，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相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

林彪由对自己未来政治地位的前途未卜、惶惶不安而对毛泽东产生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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