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总和邓公私交如何? 虽有5次交集, 终究“桥归桥, 路归路”

林总是“战神”级别的天才，邓公是雄才大略的伟人。

青少年时期，两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志存高远；青年时期，两人都踏准了时代的节拍，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年时期，两人都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独当一面，成为野战军首脑。

和平时期，两人都是六大行政区的一把手，为和平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特殊时期，两人又都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之一，被寄予厚望；但是，两人的结局却是天上地下、令人唏嘘。

1938年，林总负伤后和李天佑赴苏联治伤，在西安与林伯渠、邓公等人合影

此外，林总和邓公的关系也是泾渭分明，极少有合作和交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席亲自指示邓公，让他主动找林总谈一谈，言外之意希望自己的左膀右臂和睦相处、精诚合作。然而，邓公和林总在这次谈话之后，关系依然“桥归桥，路归路”。

同为我军天才，林总和邓公的关系为什么始终“桥归桥，路归路”？

一、出道：一个少年得志，一个大器晚成

林总是我军少年得志的代表人物，典型的“出道即巅峰”。

从家庭出身看，林总来自一个富庶的地主家庭，读书不用发愁。加上两位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和前辈恽代英等的引导，18岁考入黄埔四期。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

井冈山会师给了林总更大的平台，主席和朱老总的偏爱让他前程一片坦途。

王尔琢的牺牲，让年仅21岁的林总成为红28团团长。3年后，水涨船高接替朱老总出任红4军军长。再2年后，年仅25岁出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长征到达陕北，29的林总担任抗大校长。

和年少成名的林总不同，邓公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挺进大别山之前一直低调。

邓公的少年和林总相似，按部就班读私塾、小学、中学。但是，16岁的邓公选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苏联近6年的历练，让邓公结交了周公、陈毅等志同道合的挚友，也有了不同的视野。

回国后，邓公从事宣传工作，后领导白色起义，参加遵义会议，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战时期，邓公接替林总堂兄张浩（林育英）给“军神”刘伯承搭档当政委，这是一个转折点，抗战时期积累了丰厚的军功和人脉，为后来挺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邓和朱老总

二、导师：主席偏爱有加，学生态度不同

林总和邓公之所以事业有成，有赖于导师主席的引领。

林总的第一个伯乐是朱老总，但是当朱、毛在红4军指挥权问题产生争议时，21岁的林总完全站在主席一边。从此以后，主席把这个很有主见的青年视为腹心，把这个小14岁的“娃娃”视如己出。

主席对待林总的确非常喜爱，甚至到了偏爱的地步：

林总质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主席回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总赞成李德“短促突击”，主席一笑置之；林总不满红军四渡赤水走“弓背路”，主席批评他“不过是个娃娃，懂什么”。

抗战时期，林总反对打游击战坚持打运动战，然而平型关一战损失很大，方才明白主席“独立自主游击战”的良苦用心；大决战首战辽沈，先打长春还是锦州犹豫不决，主席不厌其烦谆谆善诱。

但是，对同为“患难之交”的邓公，主席就没那么放纵。

邓公第一次被主席注意，是因为1933年“邓毛谢古”事件：邓公、毛泽潭、谢唯俊、古柏都是主席“游击战”支持者，也都因为反对机械的反围剿战斗而被批判，所以被主席视为自己人。

抗战和解放时期，主席对邓公委以重任，协助“军神”刘伯承打仗。建国以后，主席对邓公反而有所压制，和对林总的器重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当他两次走入低谷时予以保护，也体现了主席爱才之心。

平津战役中的刘亚楼、聂荣臻、林总、罗荣桓

三、能力：一个是杰出军事家，一个是政工天花板

少年成名的林总和大器晚成的邓公，都是我军的顶级人才。

在战争年代，林总就是战神级别的存在，被誉为“鹰和狐”，平型关和辽沈战役更是打出了身价；和平时期，林总也是天才，巅峰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林总是杰出的军事家，红军时期，红一方面军是我军主力中的主力，无役不与。

抗战时期，林总尽管远离一线，但是在大后方和重庆蒋校长及其幕僚的谈判中展现了超高的情商。解放战争，林总在东北战场整合五湖四海的各路才俊，发动百万民众参军，能力也是无人可比。

如果说，林总是杰出的军事家，邓公就是政工干部的天花板。

提到我军最优秀的政工干部，四野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谭政是其中的代表。但是，邓公的政工能力只在二人之上而不是二人之下。而要谈起打仗水平，邓公的能力可能比罗荣桓还要略高一筹。

罗帅单独领军，主要是在抗战后期，特别是1943年山东“一元化”之后。

而邓公独当一面有4次：一是1929年的百色起义，二是抗战后期刘帅、彭总赴延安以后；三是刘帅和1纵转出大别山，邓公带领3个纵队坚守；四是淮海、渡江战役，邓公都是“总前委”书记。

林总是军事天才，政工非其所长。而邓公不仅是政工天花板，还是优秀军事家。

1961年，陈赓大将追悼会，左起：邓公、周公、林总、董必武

四、元帅评衔：一个位居第三，一个提名第七

林总少年得志，在红军和抗战时期碾压百色起义的邓公。

从两个人的发展轨迹来看，尽管邓公是百色起义和左右江根据地创始人，但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事业远没有林总顺利。尤其是当林总率领红一军团纵横驰骋的时候，邓公还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

长征时期，林总是红军高级将领。邓公晚年回忆长征，谦虚地说自己只是“跟着走”。

抗战初期的洛川会议，确定了我军中枢的11人名单：毛、朱、周、彭、任弼时、叶、林、贺、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实际上，这就是抗战时期我军的最高层，邓公不在此列。

抗战胜利前的七大，选举了44名委员，林总第6邓公28位。后来的十大元帅，朱老总第2，徐向前第9，罗荣桓16，贺老总21，陈毅22，周勇23，刘伯承24，叶剑英31，聂荣臻32，彭总33。

邓公后来居上的趋势非常明显：抗战初期林育英因病回延安，邓公接任129师政委，和“军神”刘伯承合作13年，奠定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建国后更是厚积薄发，一步步走上巅峰。

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林总仅次于朱老总、彭总，位列元帅第3位。

作为政工干部的邓公也在评衔提名时位居元帅第7位，在陈毅之后罗荣桓之前。由于转入地方工作没有授衔，但是被董老誉为“千里马”的“五马进京”，邓公从此开启了新的辉煌人生。

1949年10月，二野、四野首长在武汉

五、交集：林总和邓公有5个阶段有交集

战争年代，林总和邓公的合作机会不多，但至少也有5次交集。

第一次，江西苏区，林总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邓公先后担任瑞金和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总政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两人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有较浅的接触。

第二次，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共有20人参加，其中委员6人：毛、朱、周、陈云、洛甫（张闻天）和博古（秦邦宪）；候补4人：王稼祥、凯丰（何克全）、邓发、刘政委。

红军将领7人：刘伯承、李富春、林总、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列席会议的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此外还有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公。

第三次，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邓公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和军团长林总应该有不到1个月的交集，随后林总被主席任命为抗大校长，红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任军团长。

第四次，陕北的抗大，邓公作为总政副主任曾经多次到抗大讲课。作为校长的林总像学员一样坐在地上听课。由此可见，说林总和邓公交集不多是事实，但说二人不睦则有些牵强。

1937年，林总听邓公作报告

第五次，1949年10月，二野刘邓等人在武汉受到四野林总的款待。两大野战军首长会谈的要点，就是落实主席大迂回战略，刘邓大军要打着林总的旗号，指挥四野9个师11万人协同进军大西南。

1949年10月，二野进军西南途经汉口，与四野首长合影，左起：邓、刘、林、邓子恢、谭政、李雪峰

从性格上来看，林总和邓公都是偏于内向的人，爱好不多。

战争年代，林总酷爱看地图，一有时间就倒坐在椅子上看着地图发呆。

林总的业余爱好，也不过是喜欢吃一点炒黄豆之类。而邓公的业余爱好也不多，除了和战士们谈心，最喜欢的就是打扑克。淮海战役期间，三野的陈士榘等人赢了牌，还让邓公钻了一回桌子。

林总和邓公两个内向的人，一个是四野的军事主官，一个是二野的政工主官，所以很少有机会碰在一起。而在私下里，林总和邓公和其余九大元帅多有交集，但是两人几乎没有私人交往。

战争年代，是主席的魅力和共同的事业，让性格迥异的将帅们聚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的某次活动中，前排左起：邓公、林总、董必武、周恩来

和平时期，精于谋划的林总和刚柔相济的邓公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平常少有交往也正常。当然，和紧追主席的林总相比，还是性格更加沉稳、淡看风云的邓公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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