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德里：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原创舞台剧《辅德里》剧照。

7月16日，人们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复原的会议场景。

上海市静安区的繁华闹市中，一排灰白色石库门建筑在绿树映衬下显得庄重而静谧。建筑无声，但每条走廊、每个房间都蕴藏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响。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曾经的辅德里625号。走进辅德里，红色激流仿佛扑面而来，讲述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1

朴素简陋

20世纪末，上海建设“东西向大动脉”延安路高架，在设计时特意作了一个重要改动：为二大会址绕了个弯，将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完好保存下来。

如今，会址门楣上的砖雕横批“修旧如故”，“腾蛟起凤”四个字依旧清晰。

百年前的革命者们或许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那时的辅德里，“毫不引人注目”，也正因如此，初创的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这里召开自己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辅德里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分界线’边上往往会形成行政管理和治安上‘真空地带’，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625号也不抢眼。并且，深巷内前后门均可通行，在当时严峻的环境下，这也便于应对突发情况，及时疏散。”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说。

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就租住在这里。辅德里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场所，更是中央局秘密的办公地点。中央重要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重要指示，都由这里发向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由中共一大时的50多人增加到195人。中共二大的任务，是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参加那次会议的是12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29岁的代表。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相遇——每个人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多人曾留学法国、日本、苏俄，以他们的学识，不投身革命也足可衣食无忧。

他们为共同的理想在辅德里相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会场朴素简陋，没有正式布置，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

2

党章诞生

100年前，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人却激情澎湃，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世界，点亮了他们的面庞。

彼时的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不先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有严明纪律的有力的党，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代表字斟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此诞生。

“党的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之一，就是首部党章的诞生。”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1922年8月，二大闭幕后不久，当时还是国民党党员的朱德费尽周折，来到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说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看着朱德急切的神情，陈独秀却告诉他，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共产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碰壁”后的朱德没有气馁，而是极为虔诚、认真地翻阅陈独秀送给他的革命理论书籍，继续他的入党申请之路。后来朱德赴欧洲，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终于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成功入党。

当时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渴望更多优秀青年的加入，这么做，只因纪律如铁、信仰如磐！

3

守护信仰

有关中共二大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党史学界很早就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一个原因是，与没有任何中文文献留存于世、党史学者通过多种线索才确定出召开时间的中共一大相比，中共二大通过的中文文件原件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历史的原貌直观呈现在研究者眼前。

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9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精确到日。

中共二大留存于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里面包含中共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文件，最后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章程》。

泛黄的决议案小册子，珍藏于中央档案馆。小册子里盖着一枚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其背后，是一个守护者的传奇故事。

他叫张人亚，字静泉，1898年生于浙江北仑霞浦镇霞南村，1932年病故。张人亚是中共早期党员，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张人亚的大部分革命生涯在上海度过。他从事革命时间早，涉入领域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上海工运、青运、党建、秘密交通、出版发行等革命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陈彩琴说。

靠着踏实进取的品质，张人亚逐渐从一个普通的手工业工人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这年年底，许久没回乡的他，匆匆推开宁波霞浦的家门，将一批文件和书刊交给父亲张爵谦后，转身继续奔赴广阔的革命事业。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许多活动秘密进行，以至于家人丝毫不知张人亚的踪迹。张爵谦为保护儿子留在家里的文件，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并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空棺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便嘱托三子张静茂将文件和书刊上交党组织。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至1921年《共产党》月刊全部刊号、中共二大会议文件……“他以自己独特的精明和远见，使中共早期一些珍贵历史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陈彩琴说。

（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