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 低于印度, 甚至不如美国? 中国青年人口的剧变逼出三大隐患

[文/周宇香]

合理的青年人口规模、质量和结构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青年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关键因素。

目前，中国已进入“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急速加剧、城市化不断加速、人口流动更加增强”的人口新常态时期，青年作为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际间、地区间的规模和结构差异明显。

了解青年人口规模结构现状、掌握青年人口变化特点、摸清青年人口困境，是做好党的青年工作的基础，是“十四五”时期纵深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重要前提。

为此，本文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并辅以《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数据展望报告》等相关数据，多维度系统研究了我国青年（14~35岁）人口规模、结构变化特征及存在的风险，并结合新时期党的青年工作具体要求，提出针对性建议。

我国青年人口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1.青年人口规模先升后降，出生人口变动是我国青年人口规模变化的主因

在人口规模上，如图1所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青年人口规模只有1.96亿人，之后青年人口规模上升迅速，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到峰值4.91亿人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发展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我国青年人口已降至4.01亿人（除现役青年军人外，数量为3.99亿人）。

出生、死亡、迁移是造成人口变动的三大要素，由于我国国际迁移行为较少，因而出生和死亡是我国青年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环境整体稳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迅速，青年成长过程中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因死亡所造成的青年人口变动较少。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出生人口规模成为我国青年人口规模及占比持续下降的主因。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至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经历了长时间的一孩政策时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压缩了育龄人群的生育空间，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

198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2.63，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2），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已低至1.30，生育率的变动使得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减少，人口增长态势持续减缓。2000年、2010年、2020年的青年人口中包含大量出生于一孩政策时期的人口，且年份越靠后，青年队伍中的“70后”“80后”越少，“90后”“00后”越多，这些出生队列受到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影响更为明显，进而随年份推移，青年人口规模不断降低。

未来我国青年人口规模仍维持下降趋势。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结合队列要素法，设定2021—205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维持2020年130的水平及育龄人口分年龄生育模式、人口死亡模式和0岁人口预期寿命维持2020年模式不变，国际迁移为0，本文对2021—2050年我国人口数量进行了简单预测。从预测结果看（见图2），2021年至2050年，我国青年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维持下降趋势，2030年我国青年人口将会降至3.57亿人，2050年降至2.57亿人。

由于2020年出生的人口到2034年才会进入青年年龄阶段，2021—2033年期间的青年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前出生人口规模变动所致。

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到了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0万人左右，是近年来较高幅度的增长，且2017年后出生人口规模回落，因此在2016年出生人口进入青年队伍的2030年，可观察到青年人口规模的增长，但维持时间较短，2033年开始下降。

2034年后，2020年后出生的人口进入青年队伍，预测中设定2021—2050年中国育龄人口维持2020年生育水平不变，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水平较低，远达不到总和生育率为2.1的更替水平，即使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维持不变，不断减少的女性育龄人口仍会使得青年绝对数量不断下降，且处于加速下降趋势。

在这一情况下，只有生育率提高，未来青年规模才有上升的空间。因此，为扩大青年人口规模，减缓老龄化发展速度，提高当前及未来育龄人口的生育率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