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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凉了的TVB,炸出一部9.4


距离二舅的刷屏,不过短短一个月。如今网上已再难看到关于二舅的讨论。

当流量褪去,二舅也成为大家口中的“过气网红”。

互联网时代,这种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时代给了每个人“成名15分钟”的机会。在自媒体平台兴起之前,这样的机会来自“社会新闻”。

从央视“幸福哥”,到二仙桥大爷。

他们一夜爆红,又消失不见。甚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后续生活。

即便有,大家也怕变成了谭Sir与气球哥,十年再度重逢的“闹剧”。

一夜成名后的日子里,还能保持初心吗?

失去关注后,是否还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带着这样的疑问,前段时间,有人做了这样一档节目。

它跨越二三十年的岁月,将镜头对准早年在社会新闻里出名的小人物,探访他们回归平凡后的烟火生活——《寻人记》

没有大明星、没有流量加持、没有动辄几亿的制作经费。

只有一群回归本心的记者,和一个无数观众想要探究的命题——

那些曾“红极一时”的小人物,如今怎么样了?

杯面男孩,

没有成为“古惑仔”

1993年,一个梳着西瓜头的小男孩,走进《星期日档案》节目观众的视野。

小男孩名叫志文,读小学五年级,镜头中的他放学从不早早回家,最喜欢在街头游荡。

晚餐也都在便利草草解决,多数时候只简单吃个泡面,所以被观众亲切称为“杯面男孩”。

直到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才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志文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哥哥对他动辄打骂,而父亲对此不闻不问。

所以他选择在晚上十点回家,因为那时“哥哥已经睡了”。

深夜溜达的日子里,有被大雨淋湿无处可躲的时候,也有被街头混混欺负的时候。

小小年纪,没人理,没人陪,只有附近的青少年托管中心愿意收留他,为像他这样的孩子们提供娱乐与午饭。

可是,托管中心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人生那么长,剩下的路还要他自己走。

观众们也知晓,这样情况下的孩子,极易走上岔路。

“你的童年如何,你的人生也必将如何。”

这句话是否会应验在志文身上?

带着这样的疑问,时隔二十多年,节目组找到了志文。

惊喜的是,小时候最喜欢吃泡面的他,如今的工作竟是在一家面摊煮面。

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般成了作奸犯科的“古惑仔”,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

看到小时候的采访片段,他不禁感叹:

“我都好钟意吃咖喱海鲜杯面!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好惨,但我都不记得了,重看影片才想起来。”

其实成长过程中,志文不是没有走过弯路。

有段时间,他花钱大手大脚,“别人买大哥大,我也买大哥大”,以至被人追债上门。

好在事后幡然醒悟,重新走上正途。

而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在托管中心的那两年,他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托管中心负责人黄Sir。

对志文来说,黄sir算“半个爸爸”,如果没有黄sir,他大概率会走上歧途。

黄sir不但给他过生日,为他准备人生中第一个生日蛋糕;

还教会他清洁卫生、控制情绪、不要跟别人打架,这些本应由父母传授的人生道理。

两人失联三十年,节目组为了让他们“父子重聚”,帮忙找到了黄Sir。

故人重见,志文一开始甚至没有认出黄Sir,只礼貌性地试探:“你是?”

直到对方回应“我是黄Sir”。

志文才惊喜地摘口罩与对方相认,脸上难掩兴奋。

香港有句老话常讲“困难路上,最重要揾人同行”。

黄Sir于志文而言,或许正是这种说法的真实写照。

原生家庭的影响固然很大,但不必自暴自弃。

漫漫岁月,总还会遇见很多人,陪你捱过艰辛,笑谈苦难。

最强投诉王,

依旧无“敌手”

寸土寸金的香港,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千米有6890人。

密集的人口带来数不尽的磕磕碰碰。

投诉,似乎成了解决问题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

不管大事小情、有理没理,市民都可以投诉,也因此被称为“投诉之都”。

有人通过投诉维权,有人通过投诉出名,有人二者兼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红极一时,被称为“最强投诉王”的安仔。

安仔全名梁安国,他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的投诉事件名单。

大到违规停车、乱扔垃圾、巴士超载、燃放烟花爆竹;

小到店员对他的歧视、餐厅服务不佳、打狂犬疫苗救护车不来接等,都在他的投诉范围内。

政府高层都被他搞到怕,甚至为他配备了投诉的专人专线。

从第一季开始,很多观众就纷纷点名,要节目组寻找安仔——

多年过去,消失在大众视野里的安仔,还在继续他的“投诉人生”吗?现在的他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人人都记得他,个个都想寻他”。

但出乎意料的是,记者还没着手寻人,安仔便先一步找到节目组,要节目组与他联系。

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的安仔,年逾60,已然步入老年阶段。

但他仍十分注重个人形象,保持年轻时穿衬衣、打领带的着装习惯,精神抖擞。

一如观众猜想的那般,安仔至今仍在投诉的一线。

只不过,除了出于社会纠纷的关注和正义感之外,安仔也在投诉中夹杂了私心。

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在节目中解释了自己投诉的动机:

第一,证明自己不傻;第二,可以令对方怕他。

采访过程中,他也总是把“他歧视我”、“我并不傻”之类的说辞挂在嘴边。

原来,安仔儿时大病一场,落下了小儿麻痹的缺憾,走路经常摔跤,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小时候他也常被同学欺负:“曾有女学生走过,在后面趁机敲我的头,有学生冤枉我,有学生讨厌我、要班长记下我的名字,老师叫我来打我屁股……”

长年的忍受,换来长大后的敏感极端。

十几岁便开始看精神科,自嘲青山大学(香港青山精神病院)硕士毕业,现在在油麻地精神科“进修”。

身心上的困窘和学生时代受到的霸凌,造成了他“有仇必报”的性格。

安仔逐渐通过投诉摸索出了一条与“恶意”对抗的路径——

餐厅老板叫他“白痴仔”,他便投诉那间餐厅,让对方罚款几千元,给自己出口恶气。

这一习惯的确令他不再受委屈,但也因此失去了和周围人的联系。

除了家中的四哥偶尔与他见面外,亲朋好友几乎都已四散离去。

四哥说安仔“又可怜又可恨”,时而如阿甘般善良热心,时而又如丁蟹般自私狭隘。

而安仔联系节目组采访自己,也不是为了再次出名,而是为了寻找认同,寻找倾诉对象。

节目组给安仔寻了一位心理医生,医生诊断后哀叹道:

“即使大家未必会成为他的知心朋友,起码放下有色眼镜,有机会听他说,尝试理解他,接受安仔也是个普通人。”

投诉其实是他的保护色。

没有朋友,独居生活,安仔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和外界的维系。

正如陈奕迅在《浮夸》中所唱:“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夸张只因我很怕。”

龟兔夫妇,

终有一个人要先走

婚姻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人生重大议题之一。

多数人的选择指向“灵魂伴侣”四个字,可也有人背道而驰。

1994年,《星期日档案》采访了一批婚姻遇到瓶颈期的夫妻。

其中有一对结婚11年的夫妻,一方是佛系慢性子,另一方是急躁热心肠,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大家戏称他们为“龟兔夫妇”。

26年过去,当初上节目的很多夫妻都以离婚告终。

然而最不被看好的“龟兔夫妇”,不但没有离婚,反而更恩爱。

相处四十年,他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上只有一种夫妻之道——

互相迁就。

从前,两人一旦有不同意见,总是第一时间就急着说服对方,服从自己。

有次搬家时,兔女士看上了一个价值1万4的门把手,龟先生觉得不大划算。

换作以前,龟先生会立马质问、指责兔女士。

但那一次,他换了一种方式,平静地和兔女士聊了聊自己不赞同的原因,然后把最终决定权交到兔女士的手里。

兔女士思考再三后,决定接受龟先生的劝解,放弃了这个门把手。

正是从这件小事,从这种改变开始,他们开始试着换位思考,遇到任何事,都彼此沟通后再做决定。

“爱与包容,成了抵挡岁月侵蚀最好的良药。”

龟兔夫妇没有爱情电影主角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但他们细水长流的感情,却更让普通人动容和羡慕。

只可惜,世事无常,终有一个人要先走。

去年《寻人记1》采访完没几个月,龟先生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龟兔赛跑,乌龟如愿先走到终点。”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和兔女士一样鼻子发酸。

“为何给我们这样的结局?为何不可以陪我久一点?”,她对着镜头不甘心地发问。

龟先生走后,她一个人适应了很久。

从前,龟先生每晚都会给她量血压,现在她只能一个人量,边量边想:衰鬼你走了,你不帮我。

或许,正如主持人方东昇所说,“人生寻寻觅觅,但最难寻的,可能还是爱人”。

好不容易兜兜转转寻到了,却要接受一个人先走的结果。

但我们终究无法改变人生定律。

珍惜过程,永远比面对结果更重要。

在寻觅之中

从杯面男孩,到最强投诉王,再到龟兔夫妇。

节目始终在诠释片头中的旁白:

“有人说人生就是营营役役,但有人觉得人生应该是寻寻觅觅。寻味、寻梦、自寻烦恼。”

“也有人觉得寻寻觅觅很花气力,往往找不到,偶尔寻到宝。”

那些原本扎根于生活的平凡小人物,因为不同的人生闪光点,存储于我们的记忆里。

盛大的关注褪去后,他们又回到“平凡人生”的轨道上继续驰行,历经人生百态。

人生本就是一个找寻的过程,重要的并非结果。

结局或圆满,或有缺憾,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都是伟大时代最好的注脚。

内卷刷屏、焦虑横行的当下,再看《寻人记》,这“寻”字也咂摸出了不同的味道。

他们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

让我们见证沧海桑田,也让我们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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